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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武器保护长江母亲河

编辑:admin 时间:2019-07-09

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人民法院是一支重要的法治力量。近年来,长江流域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批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不过,这其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始终困扰着长江流域各级人民法院。

在《长江保护法》已列入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并将于年底审议的重要时期,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在天府之肺——四川省雅安市就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集中开展调研座谈,邀请了长江流域19家高院,两家海事法院负责人以及23位最高法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参会,体现了最高法对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高度重视。

打破“分管管辖、各自为阵”的司法模式

长江流域跨越多个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一个地方的污染可能会影响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分管管辖、各自为阵”的司法模式不利于长江流域整体保护,亦难以提供统一的司法保障。

为解决这一实际难题,不少省市都在积极探索按流域集中管辖。

湖南省相继设立湘江、洞庭湖、东江湖、资水、沅水、澧水和湘中等7个环境资源专门法庭,分别跨行政区划管辖这些流域涉水资源一审环境保护案件和跨行政区划管辖娄底全市土壤污染案件。

四川省泸州、自贡将涉及长江、沱江的水生态和水环境案件指定基层法院集中管辖。青海法院有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案件集中在玉树两级法院审理。

此外,江西省已决定在境内一基层法院设立长江干流江西段环境资源法庭,集中管辖长江干流江西段环资案件。陕西也计划在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流域设立生态环保法庭。

浙江省高院与会法官认为,当下在长江流域实行环资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改革最迫切需要立法予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提供可以进行跨区域管辖的充分的法律依据,即对在怎样的区域内、由谁批准、由谁确定的问题进行明确。

据了解,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已在武汉挂牌,主要负责流域生态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此外,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起草的《长江保护法》也正在制定当中。

国家已从立法、行政角度解决长江流域“横向多部门、纵向多层级”的问题,武汉海事法院法官表示,司法机关在深入推进体制改革之际,应该配套成立专门法院。安徽省高院法官提出,如果不能在长江流域设立国家层面的二审法院,建议对长江重大或跨流域案件实行飞跃上诉制度,最大限度贯彻中央战略部署。

从严惩治长江流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犯罪

污染环境罪最高量刑为7年。2018年12月,“长江口倾倒垃圾案”主犯倪某被江苏省常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

重庆市高院自2017年6月起,实行水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缓刑备案制度,这类案件缓刑适用率从80%以上降至20%以下。

凡此种种,表明了各级人民法院严厉惩治犯罪,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的决心。

座谈中,一些高院反映,在环资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少犯罪分子采用最原始技术、简单的设备以及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实施犯罪,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社会危害性大,建议进一步研究划定环境资源犯罪的量刑起点,增强法律威慑力。

重庆市高院与会法官比较发现,比起破坏资源类犯罪,污染环境罪刑罚配置偏轻,没有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建议最高法提请全国人大修改刑法中相关条款,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配置。

除了量刑起点,量刑裁判尺度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以长江流域一直猖獗的非法采砂为例,根据最高法关于办理非法采矿刑事案件的解释,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数额标准,由各省高院确定,那么以长江中心线为界的湘鄂两省高院如果分别确定了不同的标准,在长江荆江段非法采砂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湖南省高院法官提出,应当在长江流域确定相对统一的量刑标准。

浙江省高院法官则从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方向上,建议尽量减少结果犯,扩大行为犯,增加对危险犯、过失犯的刑法责任追究。

长江流域环资案件审理中还存在哪些困难?

地处长江口的上海,水文复杂、航道饱和、事故高发,而上海70%的城市用水水源地来自长江口,这些年来,特别是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对上海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带来巨大挑战。

上海海事法院法官反映,在审理船舶污染水域损害责任纠纷中,一直存在索赔主体不明、权利归属不清等问题,原被告双方对清防污作业费用的必要性、合理性争议大,专业评估鉴定机构也难以完全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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